算力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宁畅发布冷静计算战略******
1月12日，“极致冷静 集智计算”2023宁畅新品暨品牌战略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宁畅带来了搭载第四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的G50服务器全系新品，并发布“冷静计算”战略，全新战略与G50服务器新品的同步亮相。会上，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所长何宝宏、宁畅总裁秦晓宁、英特尔市场营销集团副总裁、中国区数据中心销售总经理兼中国区运营商销售总经理庄秉翰、宁畅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赵雷、百度公司飞桨产品团队负责人赵乔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先进计算室副主任沈瑜等发表演讲。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算力发展指数白皮书(2022年)》指出，中国近6年计算设备算力总规模达到202 EFlops，其中智能算力增长迅速，增速为85%。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所长何宝宏表示：“以算力为核心的产业数字化，正在各个行业迅猛加速。与此同时，地域与行业的结构性配置与标准完善、节能低碳发展、算力与成本平衡、算力使用难度等问题仍然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能仅依靠算力堆叠，而是更需要基于对行业与技术的洞察与理解，找到平衡发展之道。”
宁畅作为国内领先的集研发、生产、部署、运维一体的服务器厂商，希望为行业发展找到一条明确的路径，在算力性能、效率、成本、应用等难题中为客户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宁畅总裁秦晓宁表示，“越是火热躁动的行业环境，越需要纵观全局洞悉趋势的静心思考，宁畅将秉承全新‘冷静计算’战略，为行业前进寻找最优解。”
如何实现“冷静计算”？宁畅提出三大关键词：理性、务实、包容。在计算概念火热更迭时，宁畅选择理性洞察用户需求，实现当下需求与未来挑战的双向统筹；在用户面临诸多挑战时，宁畅坚持务实，提供“量身定制”的算力最优解；在坚持自身研发同时，宁畅积极构建包容生态，与上下游产业链共同创新。
英特尔市场营销集团副总裁、中国区数据中心销售总经理兼中国区运营商销售总经理庄秉翰介绍，“第四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采用最新英特尔制程工艺与技术，具有全新的芯片架构，是一个高度创新的平台。宁畅作为英特尔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相信能够凭借其深厚的技术积累与市场经验，充分发挥英特尔处理器的强劲性能，为各行业带来冷静计算价值。”
在“冷静计算”战略下，宁畅此次发布了12款全新G50系列服务器产品，并全部升级搭载第四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性能实现显著性地突破跃升。新品涵盖通用服务器、人工智能服务器、多节点服务器、边缘服务器等全线产品以及液冷产品方案，实现全产品形态升级。
宁畅G50服务器系列产品还突破性实现风冷、冷板液冷、浸没液冷三大散热方式全覆盖。其中，宁畅B7000更是作为业内首款基于第四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浸没式液冷服务器，在保障高性能的前提下降低了散热功耗，整体PUE≤1.05，大大降低数据中心的维护成本，可广泛应用于云计算、高性能计算等场景。（柯岩）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